一
据说，这是一个“令人心碎的故事”。
讲故事的人，是斯坦福大学的朱迪斯・布朗教授。身为历史学者，布朗长期耕耘的领域是文艺复兴，尤其专精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研究。这本题为《不轨之举―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修女》，就是布朗运用教会法庭档案、私人
我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，首要的原因是论题。它所讨论的主题同时跨越了历史学、宗教学、法律学、人类学等诸多学科，有效地促成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会，产生了钱锺书先生反复强调的“打通”效果。其次是叙述的角度与方法。它关注下层，聚焦于普通公众，把一个小镇修女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它叙述了不少犯罪情节，也有很多细节，但并不是为叙述而叙述，而是为了揭示事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内涵。
二
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95年出版，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在佛罗伦萨西北大约45英里处，有一个名叫韦拉诺的山庄。1590年，故事的主人公贝内代塔就在这个村庄出生。9岁那年，贝内代塔来到附近的佩西亚镇，加入镇上的泰亚廷女修道院，成为一名侍奉上帝的修女。
在其他人眼里，贝内代塔头几年的修道院生活平淡无奇。但是，只有贝内代塔自己知道，超自然的现象已经开始显露：当她在圣母像前祷告的时候，圣母像居然从祭坛上掉下来了――在贝内代塔看来，这是圣母想要亲吻她。
1613年，一系列奇怪的梦幻接连发生。在第二次梦幻中，她发现自己被一群野兽包围着，它们想要伤害她。紧急关头，一个衣着华丽的男人赶来，驱散了野兽救了她。那个男人说，他就是耶稣，那些野兽则是她必须与之抗争的恶魔。他鼓励她坚强些，并且告诉她说，他随时都会帮助她。
1617年，贝内代塔的梦幻出现了新的画面：有一些想要杀害她的漂亮男青年在追赶她，用铁链、短剑、棍棒等武器抽打她的身体；还有一个男青年请求她作他的新娘，被她拒绝后，他比他的同伴更加凶狠地抽打她，她只好大声地呼喊救命。这样的呼救声超越了梦幻，惊醒了周围的修女，终于促使修道院的尊长们认真对待贝内代塔的苦境。他们派给她一个年轻的陪伴巴尔托洛梅亚，帮助她与恶魔抗争。
在这些的梦幻中，更神奇的事件是领受圣痕：有一天夜晚，当她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耶稣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，他受难时留下的伤痕中射出的光芒，印在她的手、脚、肋部，并在这些部位留下了一些血色的斑痕――这就是圣痕。
这些梦幻和奇迹的持续发生，意味着贝内代塔确实受到了耶稣的特别恩宠。1619年上半年，泰亚廷修道院的修女们选她当了院长。贝内代塔的声誉持续上升，在那个禁止妇女公开讲道、授课的时代，她获得了当众讲道的权利。
后来发生的梦幻就更加离奇了：一个夜晚，耶稣再次出现，他把贝内代塔的心从肋边取出，放进了他自己的胸膛后就走了；她在没有心的情况下活了三天。三天以后，基督再次降临。他把自己的心取出来，放进贝内代塔的身体内。两人就像中世纪传奇中的情人那样，身体和灵魂都联在一起了。这还没完，到了1619年5月20日，耶稣又一次出现在她的梦幻中，他宣布在一个星期后的圣三主日，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同她结婚，并对小礼拜堂的布置作了详细的指示。婚礼上，耶稣借贝内代塔之口，不仅对她大加赞赏，而且警告众人：“假如你们不尊奉她，我就会诅咒你们。――切记不要招致她或我的恼怒。”
三
成为耶稣的新娘，与主耶稣共享无上的尊荣，既是贝内代塔最为辉煌的时刻，也是她的命运急转直下的起点。轰动一时的婚礼刚一结束，人们就开始疑惑，真有这种事情吗？在当时，许多女梦幻者实际上是追求权势、想引人注目的普通妇女。贝内代塔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呢？佩西亚的大教长命令：所有目睹婚礼现场的人都不准对外谈论此事，在得到进一步的通知以前，贝内代塔的院长职务被解除，审查在第二天开始了。
佩西亚镇的大教长是镇上教会组织的最高首脑，他带领几个下属亲自审查贝内代塔。他们询问了圣痕的来历与梦幻的过程，贝内代塔一一作了回答。修道院里其他修女的证词，尤其是贝内代塔的陪伴巴尔托洛梅亚的证词，也证实了贝内代塔所说的一切。大教长和他的随员认为，贝内代塔是一个真正的梦幻者。贝内代塔继续担任女修道院的院长。
到了1622年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教皇大使派来几个属员重新对贝内代塔的梦幻进行审查。他们认为：第一，贝内代塔陈述的梦幻背离了真正宗教的正道。第二，圣痕绝不是耶稣赐予的伤痕，而是恶魔的标志。因为“这种事只能在祈祷的狂热之中，在沙漠的严酷之下，或是在隐居之时才会发生，而不会发生在舒服地躺在床上之时”――果然，有修女证实，那些所谓的圣痕，其实是贝内代塔自己用一根大针刺破的。第三，她在梦幻中看到的不是耶稣，而是装扮成耶稣的恶魔。第四，贝内代塔与耶稣的神秘婚礼，则是一次虚荣心的大暴露。婚礼中，贝内代塔在恍惚状态下喋喋不休地夸奖自己的美德，以及要求人们奉她为圣徒的暗示都是亵渎神圣的。因为，假如耶稣真是新郎，他就不会要求这种公开的炫耀和精心的装饰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他确实要求举行一场公开的婚礼，他唯一的目的肯定也是让其他证人目睹奇迹的标记，然而，当时的人们什么也没有看见。第五，贝内代塔与耶稣换心之类的梦幻（以及其他梦幻），按照基督教的教义，都不值一驳。因此，教皇大使主持下的审查得出了最后的结论：贝内代塔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梦幻者，她不过是一个被恶魔缠身的、声名狼藉的女人。贝内代塔从修道院的院长变成了修道院里的一个囚徒。1661年，在被囚禁了35年之后，她死于发烧和腹部绞痛。
四
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，作者布朗写道，贝内代塔的“一生及其罪衍我们能够理解，但却不必评价”。还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是，“历史易于叙述，却难以评说”。但我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：如何评说贝内代塔的“罪行”。
这本书题为“不轨之举”。在导言和结论部分，甚至在正文中，作者反复渲染的“不轨之举”，主要是贝内代塔与她的年轻陪伴巴尔托洛梅亚之间的同性恋行为。
有一个同性恋伴侣，对于贝内代塔的权力欲望来说，既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，但也可能成为一个消极的因素。当初，正是巴尔托洛梅亚作为陪伴者与梦幻目击者的证词，帮助贝内代塔逐渐获得了圣女的声誉，并最终走上了修道院长的位置。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身份，巴尔托洛梅亚后来的“揭发”对贝内代塔的打击也格外有力，贝内代塔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“越轨”之人。贝内代塔的“越轨”，一方面是不检点，身为修女，却热衷于性事，这就犯了色欲罪。另一方面则是性行为本身的“越轨”，它冲击了正常的男女之间的性秩序，越出了“性的正常轨道”，尤其是违反了托马斯・阿奎那在《神学大全》中列举的四种反自然的罪行：手淫、兽奸、在非自然的部位性交，以及“非正当性别的作爱，即男人与男人、女人与女人”之间的作爱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贝内代塔犯下的，似乎是一桩同性恋罪。
然而，尽管巴尔托洛梅亚提供了她与贝内代塔之间同性恋“犯罪情节”的证词，但是，在我看来，这起宗教案件的核心却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，而是一个权力关系和权力秩序的问题。
在贝内代塔的内心深处，确实存在着性的欲望与冲动，但是，这种欲望实际上处于陪衬的、附属的地位。更大的欲望却是对于权力的欲望。为了出人头地，出生于偏僻山区的贝内代塔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建立起她与耶稣、与圣母之间的特殊关系。圣母像的偶然倒下，被解释为圣母对她的特别的亲昵；梦幻中被耶稣烙上圣痕，则显示了难得的神恩――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成就一个圣女的名声。不过，对贝内代塔来说，这些都还“不过瘾”。她还希望取得更高的、更令人瞩目的地位。因此，接下来的奇迹，就是她与耶稣交换心脏，成为情人，还要举行结婚仪式，成为耶稣的妻子。这样，贝内代塔的地位就变得至高无上了。在修道院这个完全封闭的小天地里，她集行政首长、精神导师、神灵代言人等多种角色于一身，权倾一时，炙手可热。至于与陪伴巴尔托洛梅亚之间的同性恋行为，不过是随着权力而来的附产品而已。
圣女，尤其是“耶稣妻子”的影响，不可能仅仅限于修道院的高墙之内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当地宗教主管机关的审查。佩西亚镇的大教长为什么会“认可”她呢？我们可以想到的原因是：认可这些圣迹与神恩，无损于自己的声望，反而有助于提升佩西亚教阶的等级。从情理上说，这不仅仅是贝内代塔一个人的荣幸，也不仅仅是泰亚廷修道院的荣幸，而是整个佩西亚教会组织的荣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贝内代塔虽然一直致力于强化她在修道院内部的权威地位，但她在忏悔神父与大教长面前，是极其恭顺的。这就意味着，贝内代塔在修道院内享有的权力，并未冲击修道院外的权力平衡关系。大教长的态度和倾向，还从根本上影响了其他修女的选择：以巴尔托洛梅亚为代表的修女们，竞相为贝内代塔的圣女形象提供了积极的佐证。
但是，教皇大使主持的审查则是另外一回事。他们从贝内代塔的梦幻中得不到任何好处，在教皇大使看来，即使她真是一个梦幻者，那也不过是众多先知中的一员而已，她对于教会的伟大不会增添多少内容。但是，假如她是一个欺骗者，让她继续下去就会给整个教会的尊严和信誉造成极大的损害。多年以来，教会已经发现了许多骗子，他们再也不想鼓励这种行为了。因此，他们来到佩西亚，首先就抱着“有罪推定”的想法。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审视贝内代塔的梦幻，她那些与耶稣交往的经历只能被判为不规矩、色欲、亵渎神圣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贝内代塔在修道院内的骄横跋扈引起的普遍反感终于爆发出来。修女们几乎是“一边倒”地给予了揭发与控诉。尤其是巴尔托洛梅亚以同性恋受害者身份的反戈一击，最终使贝内代塔坦白，她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宠，反而遭受了恶魔的纠缠；她的一切反常行为，毫无神圣性可言，不过是恶魔附身罢了。
教皇大使对本案的处理方式，反映了教会高层的权力运作规则：“先知”不宜多。如果承认贝内代塔是耶稣的妻子，甚至是耶稣在人世间的最高代理人、唯一发言人，那么，教皇的权威又将置于何处？为了教皇的最高权威，以及与上帝沟通的垄断地位，必须打压各种“伪先知”、“伪代言人”。贝内代塔的破产，就是这种权力运行准则的必然结果。
事实上，贝内代塔的梦幻，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：一是神圣的显现，二是恶魔的纠缠。在恍惚状态之下遭遇耶稣的过程中，贝内代塔也曾反复追问对方：你到底是真正的耶稣还是化装成耶稣的恶魔？在得到了对方的肯定答复之后，她才把梦幻中的那些人当作耶稣及其门徒。但是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：贝内代塔并没有一套识别神圣与恶魔的技术手段。对方到底是圣是魔，只好由对方说了算，这就意味着，对方完全可能是装扮成耶稣的恶魔。镇上的大教长为了自身利益、本地利益，认可了这些神圣的梦幻；教皇大使为了教皇的利益，完全否定了这些梦幻的合法性。换言之，神圣也罢，恶魔也罢，本是同根生，两者的区别，其实就在一念之间。
五
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上看，根据以上两次截然不同的审查结果，还可以联想到一些发生在中国的事例与现象。
其一，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杨秀清。杨秀清所经历的上帝附体，几乎就是贝内代塔的“耶稣代言人”身份的翻版。杨秀清依靠这种“上帝代言人”的身份，既提升了早期洪杨领导集团的权威，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果，但同时也埋下了天京内讧的祸根。它说明，“天神代言人”的身份是一柄双刃剑，运用得当，可以成就一种事业；运用不当，则可能酿成一场致命的灾难。贝内代塔如此，杨秀清亦如此。
其二，是法律领域内的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。在本案中，佩西亚镇大教长的无罪推定或无罪偏好，孕育了贝内代塔无罪的结论；教皇大使的有罪偏好，很自然就得出了审查对象有罪的结论。可见，由于审查者的偏好、预设、导向不同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证据，他们能够看到的“事实”，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差异。这样的规律，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。可见，法律人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，有必要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偏好给予足够的注意。
其三，是权力关系中的“墙倒众人推”现象。在佩西亚大教长审查贝内代塔期间，由于审查者没有明显的打压贝内代塔的倾向，因此，修女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提供了有利于贝内代塔的证言。但是，在教皇大使主持审查的过程中，由于贝内代塔的前景已经不被众人看好，因此，审查者听到的、看到的，几乎全是不利于贝内代塔的证言。这样的权力关系，既让人回想起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权力现象，同时也恰好符合《圣经・马太福音》第25章所规定的：“凡有的，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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